他从麻省理工回北大与一辆自行车有关

　　上午十点，阳光斜穿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二楼的窗，在墙上斑驳错落，分层铺洒于厅内。暗压在阳光下的，是停靠在墙壁上的一辆老式自行车。竖插入框内的报纸，车后座上的褪色布包，以及下方悬挂着的许多师生工作合照，都透露出它在空间上，尤其时间上的特殊意涵。

　　“那就是他们当年骑的车。”那一年，许立言就读于北大元培计划实验班（今元培学院），虽然未能赶上当年的大运河骑行考察，但三年后，他最终与京杭大运河相遇。

　　而这份遇见也最终指引着许立言在出国深造后，回到了北大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就职，回到了这辆自行车下。

　　2004年7月，作为国家文物局“基于整体保护目的的京杭大运河遗产廊道研究”项目的正式启动活动，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师生30人从北京出发，在院长俞孔坚老师和副院长李迪华老师的带领下，一路南下，对京杭大运河的河道及其周边城镇、村庄、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历史、文物和环境保护现状开展了细致的骑行考察。京杭大运河作为我国历史上南北航运要道，纵贯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联结五大水系，见证了无数的历史岁月、王朝兴衰与百姓日常，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彼时的许立言，正就读于北大元培。面对学校给予元培学生的专业选择自由权，他一时茫然。他最初心仪的是物理，他的母亲就曾是物理专业的学生，而他也有兴趣于此。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后，许立言却感到“自己不像是什么物理天才，在这块要硬学的话也不是不能学，但是估计不见得能在这个学科取得让自己满意的成绩”。

　　徘徊在物理学门口的许立言，回到家中看到母亲在大学时取得的远高于自己分数的物理成绩后，倍感压力。

　　物理梦断的许立言，在和师兄师姐们的聊天中，得知了一个新成立的学院，环境科学学院，与一个之前从未接触到的专业，城市规划专业。刚刚启动4年的城市规划专业，学习内容大致分为两方面，一是传统的人文地理，一则是与建筑学的交叉，主攻设计。

　　一拍即合，两方面学习内容都恰好在许立言的技能点上：喜欢看地图和收集地图是许立言从小至今的爱好；而美术，也是许立言从小就开始探索学习的领域。

　　2004年，许立言正式选择了城市规划专业。而他与大运河的初遇，还要再晚三年。

　　遗憾于没能参加大运河骑行考察的许立言，在大四时，有幸参与了京杭大运河申遗的部分辅助工作。

　　他到了淮安，那座可以被视为运河首都的城市，曾是运河、淮河，以及黄河（清中期以前黄河往南流，从江苏盐城入海，而不是像现在往北流，从渤海入海）交汇的地方。

　　许立言参与的工作主要是通过现场考古与历史地理的文献搜集工作，尝试恢复淮安地区从明朝中期到清朝中期，大概三两百年时间中运河的各种水利水务设施，包括运河河道的变迁过程。他对于运河的困惑，也在工作中不断得到解答。

　　“让这个地方好几百年不出大事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黄河、淮河和运河这三条河的性质非常不一样。三条流向、流速、流量、含沙量什么都完全不同的三条河在同一个点平交，在古代那种技术条件下，竟然可以做到300多年让这个体系大体上还算能够运行。”

　　在现场调研再度深入后，许立言更为惊奇地发现。300年间，当地的治水逻辑竟然曾发生过180度的大反转，其水利设施却依然运行如旧。

　　这份惊奇引导着许立言在当地走访了整整一个夏天，同时阅读了大量文献。一个模糊的想法在许立言脑中缓缓浮现，他将其撰写成了一篇基本思路为“人地关系中的相互适应与该区域文化景观的塑造”的文章草稿，只不过这场学术首秀却囿于后续的时间精力安排而被草草搁置，但大运河的难解性却如“幽灵”一般常常闪现于许立言脑中。

　　所以当十余年后许立言进入城市复杂系统的研究时，大运河几乎是立时出现在了他眼前。从复杂性思维的角度看大运河，他获得了一把进入大运河的新钥匙，也终于骑上了当年遗憾错过的自行车。

　　“古代人没有能力做大规模的水利系统，他都是做非常小规模的，然后整一大堆互相配合来完成一个总的任务，就让这个系统变成了一个分布式的复杂系统，它自身是有一定的全局性、韧性上的优势的。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假定如果只有一个大水坝，水坝坏了，系统就完蛋了。但是如果你把这一个水坝的功能分成了一大堆，上百个这种互相配合的系统，坏了几个可能并不是很影响运行，甚至水倒流了，再想办法捯饬一下也能凑合一阵子。”

　　像这样的研究，在许立言的学术生涯中，并不是孤例。他的研究往往都是“长战线”的，长久地用新知识新技术反观旧疑惑。他游走在跨学科的知识之上，寻觅着可以反哺本专业的一切可能，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下意识”做法。

　　本科期间的许立言就读于元培，作为象牙塔里的“试验田”，打破专业限制，元培学院的学生们往往可以在大学生活这张白纸上创作属于自己的色彩，许立言亦是如此。

　　初入北大，在与多数新生一样学习如何平衡学习与娱乐之外，元培学院的学生们还要在大一一整年的时间里苦思兴趣所在，怀揣不同愿景的学生们聚在同一学院中，共同生活起居，思维的火花便在此点燃。谈及这样的元培生活，许立言印象最深的不是课本中深奥的知识，而是遍及日常的闲聊。与朋辈闲聊，交流见闻之知；与前辈闲聊，汲取德性之知。而在闲聊中潜移默化所养成的检索与选择各式信息的习惯，为他后续漫漫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基础。奇思妙想往往是在你绞尽脑汁时不期而至的，但如果我们不曾有过绞尽脑汁，不曾热切地期望着答案，想法也不会来到脑子里。看似机缘巧合，实际是博观约取的结果。不断试错，最终选择出一条喜欢且合适的路。而选择本身，就是元培人在北大最大的收获。

　　做选择的话，最重要的是放弃，你要知道你干什么不行。闭着眼睛迈出一步再说，很少选择是完全不能回头的。

　　这是许立言对选择最直接的体验。用一年半的时间，从物理学转至城市规划，寻找爱好与未来的平衡点，许立言跳脱出固有的培养方案来抵抗时间上的错位。而从结构中脱身之后，他开始在空白中搭建专属自己的培养计划，“想学什么就去学，但你更需要知道你需要学什么”是他对自己学生时代的要求，于是他在本科期间选修了多门专业课以外的社会学、物理学、考古学的课程，用跨学科思维审视城市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向学长学姐请教不同老师教学重点的偏好，以最大程度契合自己的兴趣。

　　“知道你需要学什么”更成为了来到异国他乡后，许立言最朴素坚定的本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城市化很特别，从体量上、速度上、性质上很可能都是空前绝后的。”而这般“起飞”的状态与美国城市化进程相比还是有所不同，连街与街之间的管理制度都不尽相同，是他来到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攻读博士后对美国城市规划的第一印象，也为此在生活中闹过不少“笑话”。不过许立言对这样的尴尬很淡然。

　　对一个搞城市研究的人来说，这些还是蛮重要的，有很多东西他们过于习以为常，不会写在书里，但要在生活中去体会。

　　MIT的城市规划专业历史悠久，然而城市化并非简单的打怪通关，即使整体趋势会跟随城市化曲线起承转合，但这并不意味后发展的国家在城市问题的解决中要亦步亦趋。也正是因为两个国家不同的城市发展重心、城市化阶段，让许立言在差异的碰撞中有了新的体会：“西方城市研究，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多少背离了城市研究的空间政治传统，实践上也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脱节。”因此在大洋彼岸用所学描绘中国城市发展的“蓝图”，选择性的借鉴学习，是许立言“中体西用”的新实践。

　　兴趣是要自己琢磨出来的，许立言十分怀念本科生活中略带青涩又透露“傻气”的状态，那段只是用内驱力鞭策自己的奋斗时光，不受外界影响的孑然，是许立言心目中理想北大人应当在生活中磨砺出来的品质。而“洒脱”也成了同事们对他的第一评价——随心率性，很少被外在环境与各种标准所制约。这样的人格品质，在学术风格上也有所显露。如果阅读许立言现在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在北大读书期间涉猎广泛、跨学科视角的学习特点。做研究选择视角从来没有定式，是业内对他的评价。

　　城市作为繁杂而庞大的组织系统，伴随社会的分工专业化程度加深，越发复杂，很难用单一的视角去分析它，缺少任一的储备都将支离破碎，而他的选择成就了他，就像许立言的同事兼本科室友刘涛对他的评价那样：“立言是选对了学科，北大景观（学院）也是选对了立言。”

　　“回国发展对我而言非常顺理成章。去MIT深造还是为了学知识、长见识，拓宽视野，但要是说到自己的关怀，我当然还是希望中国的城市能够发展得更好。”2016年前后从MIT毕业后，面对人生岔口前的“归国”与“留美”两条道路，许立言从未有过一丝犹疑。

　　彼时，中国城市的扩张进程逐步放缓，既有的“扩张型”城市规划方案已无法全然解决当前的城市发展问题。因此，对他这样的城市规划专业学者而言，重返国内学术界或许是让知识落地生根、指导实践的最优解。

　　2016年10月，许立言重新回到燕园的怀抱。一切依旧熟悉可亲——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中，他无论去哪里都不必从零开始认人认门，“不存在像到一个陌生单位一样，还要去熟悉和了解单位的文化等等——我早早地全知道了。”经历过成熟的博士训练，他在国内的学术对话中几乎遇不到知识方面的大问题。但如何真正站稳母校的讲台，又成为了新的人生阶段对许立言提出的挑战。

　　这一次教学成为他对自身学术风格的延续与阐释。相对于科研来说，本科生课程看似会分散精力或导致研究不聚焦。但在许立言看来，兼顾好研究与教学是内部自洽的行为选择。举例来讲，许立言开设的本科生课程“中外城市建设史”（以下简称“城建史”）自开课后始终在学生中享有良好口碑。为了保证“城建史”课程内容的扎实厚度，许立言“逼”着自己在这一并未先前系统、完整地有所了解与产出的领域中不断向前走。

　　给学生上课总不能稀里糊涂就去上，因此得要求自己多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才能避免在这个研究分野里知识断线。

　　授课与研究有机结合、互为补充的过程，让许立言在主观上很大程度地免于教学任务带来的负担。在他心中，这种教学与科研大体统一起来的体验是极为幸运的，相当值得珍惜。“城建史”这门课包含城市历史变迁的前因后果，而城市史的相关内容则可以分成实践与思想，即大家普遍关注的城市建设实践，以及在目前研究中相对碎片化的城市发展思想。在许立言的愿景里，通过授课将城市历史的种种线索综合起来，从而将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物理系统以探索其发展规律，或许能够在将来的某天指引他收束起自己分散的研究之网；同时对现实中的城市问题真正形成有效启发，做到以史为鉴。为学之初心，正在这样的协调并进中焕发出光辉来。

　　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非常希望理解城市化这个过程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问题，因为它没有一个简单的回答。

　　许立言试图理解的与其说是城市化的本质，不如说是城市的本质。站在今天的城市天际线之下回首，城市一定会永远以现有形式存在吗？它是否赋予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动力？它本质上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在瞬息万变的当代社会，城市逻辑还能延续多久？

　　“我希望中国的城市生活能够更好一些，城市化的转变能够尽量少一些摩擦——我希望我可以做一点什么。”在下一步研究中，许立言将结合物理学的视角去深入研究城市中的空间与社会问题。孔德曾经提出的“社会物理学”更加主张诠释的传统，而许立言所探索的更加侧重物理学意义上的规律；他设想的这种“社会物理学”，期盼能从城市所承载的人类行为里发现一般的、解释性的规律，而不仅仅停留于“讲故事”。

　　除了协调推进教研工作外，许立言还选择用“合作共赢”一词来定义自己作为导师与学生的切实互动。他充分鼓励学生自主选取研究题目，在判断选题的价值和可行性后与学生共同迎接研究挑战，从而再度完成与研究工作的结合。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博士生姜河之是同学这样描绘与许老师之间的交流：“通常针对一个具体的学术问题，许老师会在自己的想法基础上融合我们提出的新点子，比如一些文章或分析的具体方法、一些理论方面的远景猜想等。讨论就会变得卓有成效，我们都能得到启发。”因此，这种超越传统意义的“师承关系”不再限于形式上的合作，更是成效上的合作，是“1+12”的卓越实践。

　　“允许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必然结果，就是研究的导向无法被完全预设。”二十年前许立言在北大耳濡目染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如今终于在他对学生的指引与教诲中再次浮现。在日新月异的现代都市中，他宛若一位有着博物学思想传统的古典地理学家，引领着学生在日益扩张的外部压力中亦得以拥有追逐研究兴趣、拓宽研究轨迹的权利。

　　他体会着不同年代环境里北大学子在观念上的代际差异，见证着“内卷”如何从课堂上一个不起眼的概念术语转变为爆火的大众词汇；却始终认为“北大学生应当是自信的、自主的、崇尚独立思考的”，认为“珍惜读书年华、享受校园生活，或许是现在的同学们更应该做的”。于他而言，为学生保留好自由思考、敢于追求的空间，已是帮助学生驱散无谓焦虑、唤醒内驱动力的真诚尝试。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